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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学毕业,无处可去的我,只好到开封化肥厂供水车间当一名钳工。我们钳工班6个人,主要的任务就是修理工厂的进出水泵,进水泵工作环境尚可,但维修出水泵就要像消防员一样穿上防护装置,下到几十米深、污泥齐腰的地方,工作环境相当艰苦。还好工人师傅们非常照顾我,常让最轻的活,他们的乐观也感染着我。但有时候,当我一个人劳累之后躺在出水泵房的水泥地上,看着南去的白云,心里就在想:难道我一辈子就在这里度过吗?还好有一位开明的父亲和不少愿意帮助我的朋友,通过我的初中好友、北大毕业的白俊杰的介绍,1991年南下到了广州,找到了当时在陶铸女儿陶斯亮手下工作的一位北大毕业的朋友应华江。这位朋友义气慷慨,当年我们这十几号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命人,都聚集在他那距不远的房子里,他不仅管吃管住,还帮我们找工作,真不容易。在广州三个月,工作没少找,但学体育的好像没有地方要,焦急的时刻,正好在艰难岁月过患难的朋友郭燕军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让我去他打理公司。到北京工作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又派我到深圳帮他打理他的电脑公司。1992年8月底我终于在深圳落脚。刚来的时候,正好1992年8月的股票风潮刚过,听朋友言语间讨论,才知道什么是原始股与股票,才知道股票这个东西能挣钱。也是偶然,就在我刚到深圳不久,共患过难的社科院陶永谊博士等几位朋友也来到深圳,他们没地方住,就和我一起住在北京朋友郭大哥位于桑达新村的房子里。他们几个正好在深圳新兰德投资咨询公司搞股票培训,有这个便利我就开始学习股票投资,还开了个股票户口用来交易。1993年2月,北京朋友要撤离深圳,我也就进入陶博士承包的深圳新兰德投资咨询公司培训部担任证券分析师,开始了正式的投资生涯。
1995年做多国债期货是我遭受的最大挫折。当时内地很多机构都在做国债期货,我向所在营业部的老总建议能不能也做国债期货,他说可以。那时正好有同一个大户室的朋友贷款做股票,本金100多万,还剩下10万,钱都快亏光了。俩人合计着做期货吧,我们跟着多头一路做多,赚了很多钱。1995年3月23日,已经退出市场的我,第二天早上又决定再做一把多头,结果遇上因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砸盘的327事件,我被强行交割,协议平仓,结果不管之前赚了多少钱都吐了回去。后来,我们又投过华工科技这样的企业,由于对这个行业不了解,对这个企业也没有研究透,结果投入的资金亏了一半。再后来投顾雏军的格林柯尔,也是一次危险的投资经历。虽然最后死里逃生了,却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教训。当时两元港币左右买格林柯尔的时候,公司老总称每年能出口10万吨制冷剂,但是当我们去海关调查时,发现根本没有这么多。我们及时卖出了股票,稍后股价跌到最低0.5元左右,现在已退市。
在早期投资生涯中遭遇的这些失败经历,给了我宝贵的经验教训:(1)不要轻信;(2)要遵守操作纪律;(3)重视行业的选择;(4)重视实地调研。第一次经验告诉我:不能听消息!第二次经验告诉我:如果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严格遵守操作纪律,就不会损失如此惨重。第三次经验告诉我:选择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来投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对企业研究不透,又下了重注,最后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第四次经验告诉我:评估管理团队,深入细致地实地调研,能够让我们真正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规避投资风险。
1992年底开始股票投资的时候,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最先使用的是台湾版的乾龙软件,因此也就开始学着画线,做技术分析以及波浪理论研究,后来常用宏汇分析软件,做一些市场的周期性分析与研究。回顾已走过的15年投资之路,2000年之前的时间基本上用在了关注市场涨跌的技术分析之上,当然也因此项“技艺”有机会进入到君安研究所负责市场分析方面的工作。当时《君安财经快讯》与《国泰君安财经快讯》的第一篇文章常常由我来主笔,并经常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市场分析文章,甚至还开过一段时间的专栏。
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券商的主流手法是操纵股价。在君安证券时,我对券商坐庄等行为就很不认同。后来到大鹏证券资产管理部担任首席投资经理时,我曾向当时的领导徐森林先生和公司领导建议买入茅台和五粮液,他们认为盘子太大,收益率不会高,可能还覆盖不了资金成本。真遗憾,当时茅台市值只有80亿、五粮液市值195亿,后来大鹏证券因做庄五矿发展、广电网络、国投原宜等股票而倒闭。假如一个庄家每次都赢,理论上它可以把所有人的钱都赢走。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延续的游戏,所以南方、大鹏都失败了。之后,更多的券商也倒闭了。
2000~2001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发生股灾,股指从5000多点一路跌到1000多点,当时凭着技术分析的功底,我认为一个历史性的大机会来了。问题是投资什么。我们所熟悉的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就是互联网公司。那时候,身边的人,比如我女儿,已经开始接受网上教育,我觉得互联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类似电信一样的大行业公司。于是,我让朋友潘卉女士拿了100万美元去香港找美林证券高级财务顾问关键先生开户,准备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股票。但先生认为这些公司会破产,建议她不要买,建议她买医药股默克,结果她选择买入默克。其实当时如果按我们事先确定好的计划买入网易、新浪、搜狐,现在就变成了几千万美元。错过了买入互联网股票的最好机会,后来我们卖掉默克,索性直接投资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如同仁堂科技、宁沪高速、沪杭甬、深高速等。买入的价格靠业绩增长及分红,几年内收回成本应该没有问题。当时,除了它们股价很低之外,像同仁堂科技4元、宁沪高速1.4元、沪杭甬1.8元多、深高速1.5元。我们也是通过仔细分析企业的基本面后才买进的,结果深高速赚得略少点,只有两倍多,其他股票都赚了四五倍。这次我们很安全地赚到了一些钱。这段在香港的投资经历也促使我更积极地思考,并坚定了我的投资理念:要选最好的企业投资。
2007年10月31日,产品净值达到过202.66,收益率102.66%。基金组合的构成主要是茅台、烟台万华、万科、招商银行、中国平安、华侨城、招商地产等,但随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遭遇了公司成立以来的一次滑铁卢。在几乎最高位的时候,我曾想卖出将本金还给客人,留下利润坚持,但当时我的搭档不同意,这样就全力以赴地经历了2008年的惊涛骇浪。到2008年11月28日的时候,我们的净值已从202.66变成67.51,除了应对赎回,仓位未减的情况下,下跌66.68%,单位累计净值增长率变成了-32.49%。芒格说不见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我们40岁“春风得意” 的时候恰恰犯了最致命的错误:高估了不卖以及对行业理解的偏差。当时茅台最高时的动态市盈率是101倍,回头看静态是73倍,危机期间茅台动态市盈率从101倍下降到20倍。而杠杆类商业模式的金融与地产,遇到席卷全球的危机,仿佛要破产似的,跌幅更大,从此我们对杠杆类商业模式的企业与周期性行业极为谨慎,买了也只进行阶段性投资。人背运了喝口凉水都塞牙,2008~2009年除去遇到事业挫折,父亲2009年得了癌症,不幸在2009年12月走完了他普通而平凡的一生。当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我也从来没有丧失信念与信心,相信自己依然具有洞察力,有继续发现好企业的能力。2009年,除去保持茅台的头寸一股没卖外,由于发现了上海家化,我们卖出了地产与银行的持仓,买入了上海家化。包括茅台等的回升,让我们的净值在2013年5月15日恢复到了162.00,单位累计净值增长率变成了62%。
东方港湾成立后的第二次挫折,则是在2012年与2013年分别遇到了白酒塑化剂危机与三公事件,茅台两年合计下跌61%,虽然我们的净值两年分别只下降2%与3%,但这是因为基金组合中其他股票的上涨弥补了茅台的损失。这期间茅台动态市盈率也从40倍下降到9.5倍。塑化剂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去南极的船上,等回国坐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打开手机,就接到茅台樊宁屏总的电话,她和茅台总工王莉希望和我聊聊,支持艰苦岁月中的茅台。在入住酒店的大堂茶馆里,我问王莉总塑化剂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她说茅台的质量检测是非常严的,他们每一袋粮食都抽检,在质量上要求极其严格,所用的设备、材料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茅台是用100多种不同年份的酒勾兑而成,下班后有些酒残存在塑料管里,这可能是原因(现在改成了不锈钢管)。从常识上也可以理解,我坚信塑化剂不是有意之举,因为完全没有必要,这一定是个意外。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坚定地站在茅台一边、义无反顾地支持茅台。而比塑化剂危机更艰难的岁月是我说的“茅台上甘岭战役”。2012年白酒塑化剂危机之后,就是2013年三公事件对茅台的影响,茅台市盈率最低降到8倍多,而我来钱就买,不停地“扔手榴弹”。那个时候有人说我,天天说茅台是夜过坟场吹口哨,自我壮胆。但我说这未必不是茅台给兄弟们送礼,此刻天上掉馅饼。有网友说:“这一次,我不但绝不放手!这一次,我还要子弹、手榴弹、激光弹、各种弹统统打光,与但总一起并肩战斗,直到时间的玫瑰在上甘岭上炫丽绽放!经过这次洗礼并坚守住的,茅台会用未来10年的辉煌助其成长为内心淡定、宠辱不惊的真正投资者!茅台注定会成为投资史上一部经典的教科书!”。茅台上市17年成就了一代价值投资者,而2012年与2013年这两年是对价值投资者的磨砺。坚持真理,坚信你相信的东西,这本身就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
东方港湾成立后遇到的第三次挫折,则是在2015年逃顶之后犯下的。2015年6月18日,我在深交所大厦举办的达晨基金2015年会上,做了一个主题发言“A股很可能会经历一波类似1987年的股灾”。在2015年股灾来临之前,我们卖掉了除茅台与中国平安以外的所有股票,股灾来临的时候,中国平安全部卖掉,仓位里只保留了10%的茅台,220元卖掉大部分茅台,股灾后,才在260元、280元又买了回来。当然应该和一个优秀企业一起成长,特别在估值合理的时候,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私募基金管理有特殊的地方。比如个人投资茅台,短期浮亏厉害也没太大关系,企业好,跌了可以再涨上去。巴菲特有保险公司的浮存金,是长线资金,成本很低,也可以不卖,其至在股灾发生时继续买。但基金在面对危机时,如不在高位兑现利润,很难坚持。在大跌的过程中,基金持有人会影响基金经理:股价跌得越厉害,就越想赎回基金。基金经理在底部本可以买到更多的股份,但恰恰相反,基金在底部会遭到更严酷的赎回和质疑。还有0.80元清盘线的威胁,即便再好的企业,遇到系统性风险,跌20%.就有可能让基金清盘。2015年就是这种极端情况,茅台从290元最低跌到过166元,跌幅达42.75%。 如果不及时处理,即便买入或持有股灾期间最好的企业,也可能导致基金被系统性风险所伤害。东方港湾总结了2008年经济危机和白酒行业危机的教训,在2015年股灾中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避过了大的灾难。但在5000点逃顶之后,我判断人民币短期有贬值压力,我们其中9只基金通过QDII将人民币换成了美元,美元收益率低,就想套利参与海外中概股私有化,通俗地说就是中国概念股在美股退市,重新登陆A股的投资,一般退市前有10%~15%的套利空间。我们从30多家已经宣布私有化的公司中选择了奇虎360、YY、 陌陌、世纪互联四家公司。那时,在海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如百度、腾讯、阿里, 一般给予25~35倍估值,中小型公司给予20~30倍估值,相比A股创业板平均近100倍的市盈率,差距甚大。而在国内,同类型公司的市值、融资能力远超美股和中概股,优质的中概股一旦回归,受到追捧几无悬念。但风云突变,国内战略新兴板悬停之后,2016年6月中国证监会新政出台,中概股回归预期消失,除奇虎360下跌少些,其他股价应声下跌了30%以上。当时我们参与海外私有化的9只产品受到损失,其中4只跌破了平仓线,基金面临清盘,我跟几个股东商量担起这个责任,为客户负责,必须自己掏钱把净值弥补到平仓线之上,不让基金清盘。但股东意见不统一,而我比较坚持,于是自己掏了几千万,把4只产品补到了平仓线元,基金保住了。关键时刻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是品格,是源自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在行业危机和市场危机来临的时候,万一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妥善解决问题,这是唯一的选择和处理办法。
金融投资主要有技术分析流派和基本面分析流派。技术派注重市场价格的研究,以道氏理论、波浪理论、市场有效理论为代表,而基本面分析派以巴菲特的两位老师格雷厄姆和费雪为代表。从商业角度看,技术派的宗师们鲜有商业成功的;而基本面分析派的大师们都取得了不凡的商业成绩,这其中的巴菲特把价值投资理论与现代商业逻辑结合得最为完美,堪称现代投资的典范。
东方港湾公司信奉的工作哲学是“永远向第一名学习”。结合我们多年的实践,研究巴菲特的成功历程,我们深信尽管证券市场千变万化,其中必有其自然规律,核心的投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正如《圣经》中所言:“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做过的事还要再做,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同时,在哲学的范畴里,我们相信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发现优秀企业,趁低购买,长期持有的策略是目前为止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投资方法。
乌龟精神二:俚语有称胆小鬼为“缩头乌龟”,尽管是贬义词,但乌龟有坚固外壳,每当听到风吹草动,便迅速将头缩进壳内,规避风险。乌龟的风险意识与本能是值得我们投资时学习的。广义而言,投资犹如一生的马拉松比赛,想要得奖,首先得要跑完全程,投资者其实没有固定的比赛对象,真正的投资者更像“孤独的乌龟与时间竞赛”。
如果拿龟兔赛跑的故事寓意投资,就我的理解而言,兔子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投资是项长期的事业,有句古话,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兔子跑得再快,也只能活几年,而乌龟可以爬一万年。考虑时间因素,胜负自然分明。就投资而言,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在乌龟与兔子之间进行抉择。从哲学的角度看,如果只能做一个选择,交易频繁的人只能成为兔子,而类似巴菲特式的长期投资者更倾向于成为乌龟,在岁月的历练中成长壮大。
那些频繁交易的人,恐怕是很少有耐心用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来对一个企业进行精心的研究与打理,他们只想着在有生的岁月里多拿猛跑,快速致富。只要那里有机会,哪怕道听途说也会迫不及待地买入。大部分的人永远都无法保持理性,更不用说专注于长期目标,有耐性、制订计划并确实执行。听消息者、只争朝夕的人根本不可能相信,还有脚踏实地打败市场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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